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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泂的湖上别业包括居室与亭园，居室即超然楼，楼名效仿苏轼所建、苏辙命名的超然台，取离尘脱俗，不受拘束之意。楼北辟为亭园，水岸建有举办宴集活动的天心水面亭，亭名取自北宋理学家邵雍诗句“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表现了“静中体道”的理学追求。
中国古代的王朝的家天下模式，决定了百姓对于“皇帝是谁”这个问题并不十分关注，底层人民最关注的还是自己的生活，能否吃饱，吃了上顿还有没有下顿。毕竟，中国古代的老百姓，不仅受到政权的剥削，还受到地主的剥削，加之自然经济的脆弱性，维持生计尚不可得，安能有时间去关注天下大事？对于百姓而言，谁能让日子过得好，那么便支持谁做皇帝。当然，在近代主权国家观念形成并深入人心之后，这个说法便不再适用，对于“我国”和“外国”的观念界限愈发明确，当然这是后话。
清军入关之初，绝大多数底层百姓是没什么感觉的。明朝时期贪腐之风盛行，百姓在苛政之下，苦不堪言；明朝皇族大肆侵占百姓土地，修建所谓皇庄，并强迫百姓成为为其劳动的农奴。明朝末年，出于战争的需要，朝廷征收所谓的三饷，进一步加大了老百姓的负担。可以说，在明朝打车和皇族的剥削之下，百姓生不如死。因此，百姓对于这个“大明王朝”并没有太多好感，参考李自成多次能在短时间内集结上百万穷苦百姓加入农民起义军，便可知百姓对于明王朝有多么痛恨。
清军入关之初，虽然也存在圈地等剥削百姓的行为，但由于其剥削程度远小于明朝时期的官吏和皇室，故引起了一定的反抗，但规模并不如明末农民起义那般巨大。
至于知识分子，最初则对于清军持一种友好的态度。在明王朝残余势力，如南京的福王朱由崧而言，对于李自成的仇恨，远大于对清军的仇恨。当时南明政权内部普遍建议采取所谓“联虏平寇”，即联合清军平定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势力的策略。而北京的文武大臣，由于清军入关打着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所以对清军可谓是夹道欢迎。而清军在进入北京后，的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保护明朝皇陵，甚至给景山的歪脖子树带上铁链，以惩罚其“弑君”之罪，收买了一波人心。
然而，随着清军南侵，南明上层对于清廷的幻想破灭，一部分汉族地主阶级在忠君爱国观念的影响下，坚决抵抗清军，如史可法。同时，清军颁布了剃发令，更是加速了江南地区百姓与清廷的矛盾激烈程度，引起了不小的抵抗。当然，这些抵抗最终都被清朝所镇压下去。
因此，清朝入关之初，绝大多数的百姓对于这一事件持无所谓的态度，多数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由于自身利益没有受到损害，且受到清廷拉拢，所以自然地站在了清朝这一边，如剃发令的建议者孙之獬，此人最终为清廷殉国，可见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地主阶级与清廷关系之坚固。而江南地区的部分百姓和知识分子，则选择反抗清廷。
当清朝最终统一天下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矛盾的措施。顺治皇帝下令停止圈地，并且将明朝时期藩王占据的土地返还给原土地所有者（或后代），此举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明末农民斗争取得的战果；剃发令的执行也松弛不少，同时鼓励开垦荒地，减轻赋税，改良科举，拉拢汉族的士人。在这一系列措施实行之后，清朝的民族矛盾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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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道欢迎是不可能的！
明朝中后期全球气候进入一个小冰河期，当时的大明朝水涝旱灾频发，再加上明朝的统治阶层腐败盛行，老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就注定了这个时代要发生重大的变革！大明朝的统治阶层已经腐败到难以自身革新的地步，坚持外部力量就成为这场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
而这种外部力量主要表现为各地的农民不堪压迫剥削揭竿而起和满清在关外崛起。农民军起义领袖当中无论是高迎祥，李自成，还是张献忠都没有摆脱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治国才能。
在大明王朝的军队和农民军鹬蚌相争之后，满清统治者的领袖皇太极和多尔衮抓住了有利的时机进军中原，而逐鹿天下。与辽金元等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不同，满清贵族统治者非常推崇汉人制度和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笼络文人仕子的心。
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民族矛盾，满清统治者采取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有效措施，从而让饱受战乱的中原百姓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休养生息。对于当时普通百姓而言，至少要比在大明朝后期要有一口饭吃，减少战乱流离失所之苦。
同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一样，满清贵族统治者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在这样的目的之下，为了打压汉族百姓的抵抗，晚清统治者颁布了剃发令等一系列残酷镇压的措施，甚至不惜用大屠杀这种方式来镇压。
因此满清入主中原，百姓夹道欢迎这种情况是基本不可能存在的。在满清奴化统治的理念之下，普通百姓关心的更多是能否生存的问题，而不是关乎于民族尊严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当年美军进入巴格达的时候，巴格达的市民也是夹道欢迎美军的。其实满清入关时，南北方人民的态度是截然迥异的，北方存在夹道欢迎的情况，而南方大部分地区却是殊死抵抗。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北方人民和南方人民的生活环境不同，北方在明朝末年战乱频繁，连年的作战，使得民生疲弊，民不聊生。如果不是因为明朝的统治已经彻底烂到根了，皇帝，宗室，宦官集团，文官集团，武将无一可取，所有人的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哪有半分为国为民的想法，中国的老百姓怎么可能起来造反？
其实明末大起义一开始的时候，明朝政府军可谓是屡战屡胜，但是他们发现贼人却是越打越多，为什么呢？因为穷苦人实在太多了，明朝政府不断地为敌人制造新的兵员，最终明朝政府一手缔造了李自成这个明朝的掘墓人。
当然北方人民所受的苦难，李自成也有其中的一份功劳。北方的群众由于吃不饱饭，在他们的心中，无论是大明还是大顺，都有着一种深深的厌恶感。所以当清军进入时，有一些的北方地区才会出现夹道欢迎的情景。
老百姓们实在太想要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了，他们所希望的就是能够继续活下去，谁能够给予他们安宁的生活，谁能够让他们活下去，对于他们而言，谁来统治他们有区别吗？
不过最欢迎清军的那伙人，居然是明朝的铁粉，意不意外？惊不惊奇？
其实很简单，清军入关时，和他们作战的并不是明朝军队，恰恰相反，是灭亡了明朝政权的农民起义军部队，他们也是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手中接管的北京城。
在明朝的铁粉眼中，李自成政权才是他们的大敌，是明朝灭亡的凶手。而且当年清军入关时，他们非常懂得宣传，为了拉拢这些明朝的铁粉，清军把自己打扮成了人畜无害小白兔的形象，他们打的旗号竟然是为崇祯皇帝报仇。满清统治者这一招操作真的是骚出了天际，能不能再无耻一点？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李自成的部队，这些农民起义军进北京城之后，他们对于人民的劫掠甚至超过了明军，这彻底触怒了北京城中的百姓。所以当清军打着为崇祯报仇的旗号，来到北京时，有不少北京市民可是争着给清军当带路党的。
而在南方，由于老百姓生活还算比较富裕，而且没有受到过多的兵灾波及，南方的百姓对大明朝没有太多的厌恶感。再加上满清帝国推出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灭绝人性的反人类政策，在这种惨无人道的压迫之下，激起了南方人民激烈的反抗。
这个倒是没有。
相反，北方的民众在听到清军入关之后还是有些慌乱的。
主要是之前清军入关的时候，是疯狂的烧杀抢掠，尤其是第五次入关的时候，直接干到济南城下，一共掳掠人口46万，华北地区一时间生灵涂炭。
但是多尔衮这家伙非常聪明，秉着入关统治的想法，一进北京城便张贴告示，让大家伙该干啥干啥，还宣布减免明末三饷，一时间百姓们的敌意也是减少了不少。
尤其是暂时取消剃发令，又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百姓的好感，换来了华北地区的暂时安定。
可以说除了一开始的剃发令、后来的八旗圈地先前入关劫掠的恶行让关内百姓抵触了一阵，之后清政府拉拢人心的手段，让华北地区的百姓很快便承认了清朝的合法统治。
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只要能让他们过得好，谁统治都一样。那个年代也没什么中华民族意识，除了一些知识分子满腔热血，老百姓是只要你别惹我，我就不跟你对着干。就比方说鸦片战争中英国人找了当地老百姓的事，才引起了三元里抗英。
在之前，大明也好，大顺也罢，都因为腐败的统治而不得人心。相比之下清朝统治者在民生上还算客气，至少要收拢一下人心。
顺便一提，那些出迎清军的，都是大明的官员，之前被李自成整的太惨，一听说清廷是来剿匪的，自然是夹道欢迎。
后来发现这帮人来了不走了，考虑到要保住自己的位置，还有之前什么北魏北周后唐什么的汉治王朝，也是北人统治。就算再不济还有个大元做案例，只要好好归顺，不会影响自己。所以这帮人也就心安理得的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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